陕西南部的安康、汉中两地巴山山区是陕西茶叶主产地。由于北有秦岭雄踞，南与四川毗邻，与四川盆地同属一个生态系统，古代同属巴地，都处于茶树原产地与古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的中间地带。在茶树由原产地向东南传播的过程中，陕南居十分重要的地位。因此，陕西茶史是我国茶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现据有关史料记载，分为4个时期叙述。
唐前——巴蜀茶
陕南茶史是古代巴蜀茶史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公元前21世纪~前11世纪的夏、商两代，陕西秦岭以南，子午河、任河以西的今汉中、安康地区各县与四川、贵州部分地方均属古梁州范围，西周（公元前11世纪~前771年）才并入雍州，沼于长安丰镐村。春秋战国时代，除被秦、楚割据88年（公元前475~387年）外，据《史记》云：“前387年，蜀取我南郑”，其后369年，均由蜀国及巴蜀国管辖。《史记·秦本纪·正义》引《括地表》云：“古楚汉中郡地也，是巴蜀之境。”由于西周时的政治中心在长安，物产不及四川丰饶，汉中又有兵家必争之地的战略地位，因此，川陕交通的古栈道应运而生，茶叶从四川向陕南传播也成为必然。
商朝末年，周崛起于西北，其势力逐渐向汉水流域渗透。此时的汉水流域形成所谓“群夷之国”。《华阳国志·汉中志》云：“汉中郡，本附庸国，属（蜀）。”《太平寰宇记》载：“金州，周为庸国，上庸、竹房及金州属庸地也。”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云：“武王伐纣，实得巴蜀之师，者乎《尚书》。巴师勇锐，歌舞以凌殷人，前徒倒戈，故世称之曰，武王伐纣，前戈后舞也。”“武王既克殷，以其宗姬于巴，爵之以子。古者远国虽大，爵不过子。故吴、楚及巴皆曰子。公元前1135年，周武王联合当时居于四川巴地的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卢、彭、濮等民族共同伐纣，之后巴蜀所产之茶列为贡品。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载：“北接汉中，南极黔涪（今彭水）。土植五谷，牲具六畜、桑蚕、麻、紵、鱼、盐、铜、铁、丹、漆、茶、蜜、灵龟、巨犀、山鸡、白雉、黄润鲜粉皆纳贡之。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，蔓有辛蒟，园有芳蒻、香茗。”
巴国的北界在汉中，而战国时，楚国的汉中，西起陕南东部的旬阳，东至丹江口，正是汉水中游的位置。秦惠王十三年（公元前312年）“楚攻汉中，取地六百里，置汉中郡，郡府西迁至南郑。”蜀国地域大致在四川西部，东接于巴，南及云、贵，北达汉水。武王伐纣时，据《尚书·牧誓》载，有“庸、蜀、羌、微、髳、卢、彭、濮”8国盟军国族。据梁中效、李启良研究（《中国汉水文化研究》马建勋主编，西北大学出版社）。濮人即巴人。巴人最早在汉水流域活动。《水经注·沔水》载“有廉水出巴岭山”即是以“巴”命名的。1973年勉县茶店子出土的“巴式铜矛”是巴族龙支系在这一带活动的佐证。1974年，安康月河北部出土虎纽镦于及巴式剑、戈、矛及青铜乐器，也是巴族文化的实物依据。蜀人独特的大石文化也波及汉水，蜀王死后，“辄立大石，长三丈，重千钧，为墓志”（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），其遗迹“八阵图”在汉中有分布。《汉中府志》记载：“八阵图，沔县东南定军山下。”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云：“汉中淫失枝柱，与巴蜀同俗。”汉代一些重要节日，汉中与中原不同，而同于巴蜀。《风俗通义》云：“汉中巴蜀自择伏日（古代夏祭曰伏，冬祭曰腊）。”《战车策·燕策》载：“汉中之甲，乘舟出于巴，乘夏水而下汉，四日而至五渚。”汉水自沔阳以下古称夏水，故说明当时沔阳以上称作“巴”。商末周初，巴人的经济、文化在汉水中上游和巴山地区得到进一步发展，茶叶也由四川传入汉水流域。此时汉水中上游也有了园栽茶树。安徽农学院陈椽教授研究认为：“四川和云南接邻，是茶树原产地的边缘”，“我国最早的茶事记载都在四川”，“茶树移入四川后，首先向北迁移”，“随交通的方便而移入陕西”，“只因气候条件限制，茶树不再向北推进，只能沿汉水传入东周政治中心——河南。”战国末期秦武王三年（公元前308年）“率巴蜀众十万，大舶万艘，米六百万斛，浮江伐楚”，茶叶也因此传播到长江中下游各地。另据统计，汉中从夏禹时代到南宋末年3300多年中，川、汉之间曾经有过3080年的州郡合治史。
结论，濮人即巴人。巴人最早在汉水流域活动，勉县出土的巴式铜矛，安康月河出土的虎纽镦于及巴式剑、戈、矛、青铜乐器，是巴族文化的实物依据。陕南是茶树由原产地向长江中下游茶区传播的必经之地。陕南茶史是巴蜀茶史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唐宋——山南茶时期
早在公元前59年，四川成都人王褒写的《僮约》中已有“武阳（今四川省彭山县和井研县）买茶”和“烹茶尽具”的记载。说明与陕南接壤的四川当时已经形成茶叶贸易初级市场。南北朝时期，由于战乱，大批流民涌入大巴山区，从公元5世纪末隋朝建立起，到公元11世纪金大举南犯的600余年间，今陕西汉水流域是比较安定的，从而促进了大巴山区的开发，使唐代的金州（今安康）、梁州（今汉中）成为当时有名的富庶之区，茶叶生产得到了大发展。唐代陆羽《茶经》在记载茶叶产地时详细做了记述：“金州生西城、安康二县山谷”，即今安康、紫阳、石泉、岚皋沿汉江两岸山谷。“梁州生金牛、襄城（襄城疑为褒城之误——笔者）”即今宁强、南郑、汉中、留坝、勉县一带。金州、梁州同属于唐代全国8大茶区之一的山南茶区范围。唐代苏恭等撰（7世纪50年代）《唐本草》载：“今呼早采者为茶，晚取者为茗，一名荈（chuǎn，茶的老叶，即粗茶。），蜀人名之苦木荼，生山南汉中山谷。”安康地区各县已挖掘发现了隋唐及宋代茶具，如安康县出土的隋代瓷水注；平利县西河乡出土的唐代青瓷茶水注；旬阳县1981年在棕溪出土的黑釉滴茶盏，是宋代斗茶用具。这些出土文物是古金州茶事活跃的佐证。当时全国有13个省、42个州郡产茶，陕南茶叶已有较大名声。“金州汉阴郡土贡麸金、茶牙、椒、乾漆”，“兴元府汉中郡土贡谷、红枣……柑、枇杷、茶”。金州、梁州茶叶均已作为贡品（《新唐书、地理志》）。据民间传说，历代贡茶生产遍及陕南大巴山各地，如紫阳宦姑滩（今焕古乡）、桂花庄（今和平乡）的“紫邑宦镇毛尖”，镇巴县的雌鸡岭茶，南郑县的干龙洞茶，岚皋的龙安寨茶，平利的三里垭茶等。
唐代“山南茶”已进入长安市场，西安“清盛魁”茶行保存有唐代在长安经营茶叶的账册，记有秦琼、尉迟敬德买“山南茶”的账务。历史上中外闻名的“丝绸之路”，甘、宁、青一带紫阳茶销区的商界人士也称为“丝茶之路”。可能有相当数量的茶叶，随丝绸等土特产品输出国外。1987年5月，我国考古科学工作者打开了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地宫，发现与佛教稀世圣宝“佛骨”存放一起的大量唐代文物中，有一套鎏金茶具，茶碾子、玻璃茶碗、茶托，其琉璃器具可与西亚（波斯，今伊朗）传入我国的玻璃器皿相媲美，足以证明唐代中西茶叶文化、饮茶习俗交流的广度和深度。
唐代全国茶叶产量80万担~100万担，而当时人口仅五千万左右，从消费量估计，有不少茶叶是通过丝绸之路销往国外的。
宋代，中国西部地区饮茶更为普遍“夫茶之为民用，等于米盐，不可一日以无”（王安石《临川集》卷七十《议茶法》）。产茶遍及秦岭以南各地，而尤以包括陕南的成都府路和利州路十一州为多，“岁产茶2102万斤。”（周靖民《宋代的茶叶产区》），占全国茶叶的30%。陕南设有西县（今勉县）、城固二茶场。洋州（今洋县、西乡等地）金州“人户以种茶为生”（苏辙《栾城集》）。熙宁七年（1074年），北宋在川陕地榷茶，实行茶马法，在川陕产茶州县设置蜀地买茶场41处，京西路金州买茶场6处，陕西买茶场332处（《宋史》卷一八四）。榷茶的目的在于低价收买民茶，高价出售，以茶易马，既增加国家财政收人，又解决了所需的战马，是维护宋王朝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利益的重大决策，但严重损害了茶农利益。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五月十一日，利州路兴元府南郑县丞李新冒死写下了《上皇帝万言书》（傅筑夫《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》第三卷）。书中写道，茶农“摘山以为茶，民之朝暮不可缺也”，“民赖以衣食，得之则生，弗（不）得则死”。宋时，种茶户专置户籍，称“园户”，《万言书》真实地记载了陕南“园户”因私贩茶叶而触犯刑律的案件10倍（于）其他刑事案件，“园户”一旦下狱，“五木巨械，钳首贯足考（拷）一逮十，考十连百，囹圄无虚”，而每当“茶使”经过，“园户”则聚众族诽，思脔其肉唾其脐，呼天诅沮，操矛而逐之。《万言书》认为，榷茶政策是“虐民之火者一事”，为“水火之政”，应立即废止。可见，至宋代，茶叶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，而茶业则已成为陕南人民谋生的重要产业。
明代——汉中茶时期
明代，陕西成为汉川茶易马的全国茶马贸易中心。褒城建立了全国最早的茶厂（《明会典》）。《明史》所载之《茶法》约4500字，其中90%以上文字记载汉中及四川茶马贸易的史实，仅在末尾一段提到其余产地及贡茶名。明太祖洪武四年（公元1371年）户部言：“陕西汉中、金州、石泉、汉阴、平利、西乡诸县，茶园45顷，茶86万株，四川巴茶350户，茶238万株。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，无主茶园，令军士薅采，十取其八，以易番马。”朱元璋为巩固边防，特别重视茶马之事，“用茶易马，固番人心，且以强中国。尝谓户部尚书郁新用汉中茶300万斤，可得马3万匹。四川松、茂茶如之。贩鬻之禁，不可不严”（《明史》、《食货》、《茶法》）。当时“以茶易马，唯汉中，保宁”，“以汉茶为主，湖茶佐之”，“如汉引不足，则补以湖引”。汉中茶易马的史实说明，当时陕南的茶叶生产规模已十分可观，而最高纪录出现在陕西灾震（公元1557午）之前“正额茶易马外，多开中以佐公家，有至五百万斤者”。
汉中茶产于汉中以东各县，据《西乡县志》载：“汉中之茶产于西乡”。“西乡茶地唯三里耳，三里去县又百里，经于豺狼虎寇之窟，比以加赋，其民昼夜治茶不休，男废耕，女废织”，但得利并不多，相反，由于茶税苛重，“然税重多扰，民不聊生，利不胜害也”（《西乡县志》）。古金牛茶区的宁强等地拔茶植桑，《宁强县志》艺文中载有扬名飏的《劝桑行》诗篇“拔茶只因桑无税，户外催课人不扰”。到20世纪50年代，宁强县仅留下青木川、玉泉坝两处不到10亩茶园了。明王朝的禁山政策，遭到了襄阳流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，从而被迫取消了对豫、陕、川、湖广4省交界的禁山政策，推动了山区经济的发展。
明成化十二年（1476年），陕西按察使司佥事唐希文在呈文中写道：“成化年间以来，各省逃移人民，聚集栽植，茶株数多……新开茶园，日新月异，漫无稽考”，“连山接陇”，“汉中府金州，西乡，石泉，汉阴三县，俱系产茶地方。如汉阴一县，原设在廓、新安二里，后因招抚流民，增添九里，近因大造黄册，又添一里，今以十里为民，止（只）纳二里之课，况自招抚以后，其延安、庆阳、西安等府人民，流移至彼，不可胜纪，见今开垦日繁，栽种日盛，其沿江一带茶园多不起课”（杨一清《茶马疏》）。从而推动了陕南山区经济发展，茶园面积迅速扩大至沿江一带，即汉阴至紫阳汉江两岸。
弘治十八年（1505年），杨一清在《茶马疏》中对金州、西乡、石泉、汉阴县的茶叶的生产和销售状况有如下记载：“访得前项州县，所产茶斤，不假种植，随田而出，荒山茂林，耕治燔灼之余，茶从而萌蘖焉。民获其利，一家茶园有三五日程历不遍者。有百余户所佃茶园，止（只）帮一户茶课，其余少者亦有盈余。较之农夫，终岁勤动而恐不瞻，又称贷以输入官者，难易不同，故汉中一府，岁课不及三万（斤）而商贩私鬻者百余万（斤）以为常。递年所出茶斤百数十万。官课岁用不过十分之一二，其余俱为商贩私鬻之资。”这是明朝中叶汉中茶区茶叶生产规模不断向东扩展，茶叶商品“商贩私鬻”扩大的历史记录。另据明万历《陕西通志》（卷八）载明正德七年（1512年）以后，金州，汉阴，紫阳，石泉一州4县在官府注册的“茶户”为2000余户。
明代，随着茶区沿江扩展，金州茶的地位也随之提高，被文人所爱好，明代文学家王九思在《金州周守惠茶赋谢》诗中写道：“老去难胜酒，闲来独倚楼，使君题玉版，仙茗自金州。春泛山泉色，香分汉水头。枯肠从此润，短咏若为酬。”
清后——紫阳茶时期
紫阳与四川省万源县、城口县紧邻，古代即有任河栈道与四川相通，茶叶大都集散于西乡、汉中，运销甘肃、宁夏、青海等省。因建制较迟（明正德五年，即公元1510年建立紫阳县），出名更晚。民国《西乡县志》载：“至清代，陕南唯紫阳茶有名”。
紫阳茶的发展与明清时代的茶马贸易密切相关。当时，外地商人在紫阳“买茶装篦，邑民利之”（康熙《紫阳县志》物产）。顺治末年，因茶法衰落，紫阳也于1661年“奉文撤去执引商人所立之茶店”，加之严禁茶叶私人贸易，以致康熙中（1662~1722年）紫阳县令沈麟叹“何用此土产为？”。“光绪间价尤低廉，多有毁去茶树者”（民国《紫阳县志》）。直至民国年间“茶价稍昂，植者渐广”（民国《紫阳县志》）。抗战期间，湘皖茶区相继沦陷，交通阻塞，南方茶叶无法运销西北，唯紫阳茶不但未受战争影响而停滞，销路反而更加扩大，不仅销往西北各省重要城镇，向系皖湘茶叶销场之西安、鄂北、豫晋南亦有紫阳茶销售，大有供不应求之势。
“紫阳茶产于陕西南部诸县，如紫阳、安康、石泉、西乡、汉中、镇巴等县……四川东北之万源，城口产茶亦丰，越大巴山脉即为陕南，故亦以紫阳茶名之”。1952年中国茶叶公司将紫阳茶产区范围划定为陕西的紫阳、镇巴、东乡（今四川省宣汉县——笔者注）、西乡、安康、岚皋，四川的万源、城口。紫阳茶区是带有古巴蜀茶的历史痕迹的老茶区，它跨越川、陕两省，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，人们习惯上将紫阳茶区分为前园、中园、后园三个区域，紫阳县南界以北为前园，川陕交界处为中园，城口中部至万源为后园。
传统的紫阳茶是晒青茶，是古代晒茶演变而来的古老制茶技术制成的绿茶，由于风格独特，现在是农牧渔业部汇集的全国44种名茶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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