陕西茶史

ziyangcha 2018年2月23日08:14: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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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茶史

陕西南部的安康、汉中两地巴山山区是陕西茶叶主产地。由于北有秦岭雄踞,南与四川毗邻,与四川盆地同属一个生态系统,古代同属巴地,都处于茶树原产地与古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的中间地带。在茶树由原产地向东南传播的过程中,陕南居十分重要的地位。因此,陕西茶史是我国茶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现据有关史料记载,分为4个时期叙述。

唐前——巴蜀茶

陕南茶史是古代巴蜀茶史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公元前21世纪~前11世纪的夏、商两代,陕西秦岭以南,子午河、任河以西的今汉中、安康地区各县与四川、贵州部分地方均属古梁州范围,西周(公元前11世纪~前771年)才并入雍州,沼于长安丰镐村。春秋战国时代,除被秦、楚割据88年(公元前475~387年)外,据《史记》云:“前387年,蜀取我南郑”,其后369年,均由蜀国及巴蜀国管辖。《史记·秦本纪·正义》引《括地表》云:“古楚汉中郡地也,是巴蜀之境。”由于西周时的政治中心在长安,物产不及四川丰饶,汉中又有兵家必争之地的战略地位,因此,川陕交通的古栈道应运而生,茶叶从四川向陕南传播也成为必然。

商朝末年,周崛起于西北,其势力逐渐向汉水流域渗透。此时的汉水流域形成所谓“群夷之国”。《华阳国志·汉中志》云:“汉中郡,本附庸国,属(蜀)。”《太平寰宇记》载:“金州,周为庸国,上庸、竹房及金州属庸地也。”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云:“武王伐纣,实得巴蜀之师,者乎《尚书》。巴师勇锐,歌舞以凌殷人,前徒倒戈,故世称之曰,武王伐纣,前戈后舞也。”“武王既克殷,以其宗姬于巴,爵之以子。古者远国虽大,爵不过子。故吴、楚及巴皆曰子。公元前1135年,周武王联合当时居于四川巴地的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卢、彭、濮等民族共同伐纣,之后巴蜀所产之茶列为贡品。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载:“北接汉中,南极黔涪(今彭水)。土植五谷,牲具六畜、桑蚕、麻、紵、鱼、盐、铜、铁、丹、漆、茶、蜜、灵龟、巨犀、山鸡、白雉、黄润鲜粉皆纳贡之。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,蔓有辛蒟,园有芳蒻、香茗。”

巴国的北界在汉中,而战国时,楚国的汉中,西起陕南东部的旬阳,东至丹江口,正是汉水中游的位置。秦惠王十三年(公元前312年)“楚攻汉中,取地六百里,置汉中郡,郡府西迁至南郑。”蜀国地域大致在四川西部,东接于巴,南及云、贵,北达汉水。武王伐纣时,据《尚书·牧誓》载,有“庸、蜀、羌、微、髳、卢、彭、濮”8国盟军国族。据梁中效、李启良研究(《中国汉水文化研究》马建勋主编,西北大学出版社)。濮人即巴人。巴人最早在汉水流域活动。《水经注·沔水》载“有廉水出巴岭山”即是以“巴”命名的。1973年勉县茶店子出土的“巴式铜矛”是巴族龙支系在这一带活动的佐证。1974年,安康月河北部出土虎纽镦于及巴式剑、戈、矛及青铜乐器,也是巴族文化的实物依据。蜀人独特的大石文化也波及汉水,蜀王死后,“辄立大石,长三丈,重千钧,为墓志”(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),其遗迹“八阵图”在汉中有分布。《汉中府志》记载:“八阵图,沔县东南定军山下。”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云:“汉中淫失枝柱,与巴蜀同俗。”汉代一些重要节日,汉中与中原不同,而同于巴蜀。《风俗通义》云:“汉中巴蜀自择伏日(古代夏祭曰伏,冬祭曰腊)。”《战车策·燕策》载:“汉中之甲,乘舟出于巴,乘夏水而下汉,四日而至五渚。”汉水自沔阳以下古称夏水,故说明当时沔阳以上称作“巴”。商末周初,巴人的经济、文化在汉水中上游和巴山地区得到进一步发展,茶叶也由四川传入汉水流域。此时汉水中上游也有了园栽茶树。安徽农学院陈椽教授研究认为:“四川和云南接邻,是茶树原产地的边缘”,“我国最早的茶事记载都在四川”,“茶树移入四川后,首先向北迁移”,“随交通的方便而移入陕西”,“只因气候条件限制,茶树不再向北推进,只能沿汉水传入东周政治中心——河南。”战国末期秦武王三年(公元前308年)“率巴蜀众十万,大舶万艘,米六百万斛,浮江伐楚”,茶叶也因此传播到长江中下游各地。另据统计,汉中从夏禹时代到南宋末年3300多年中,川、汉之间曾经有过3080年的州郡合治史。

结论,濮人即巴人。巴人最早在汉水流域活动,勉县出土的巴式铜矛,安康月河出土的虎纽镦于及巴式剑、戈、矛、青铜乐器,是巴族文化的实物依据。陕南是茶树由原产地向长江中下游茶区传播的必经之地。陕南茶史是巴蜀茶史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唐宋——山南茶时期

早在公元前59年,四川成都人王褒写的《僮约》中已有“武阳(今四川省彭山县和井研县)买茶”和“烹茶尽具”的记载。说明与陕南接壤的四川当时已经形成茶叶贸易初级市场。南北朝时期,由于战乱,大批流民涌入大巴山区,从公元5世纪末隋朝建立起,到公元11世纪金大举南犯的600余年间,今陕西汉水流域是比较安定的,从而促进了大巴山区的开发,使唐代的金州(今安康)、梁州(今汉中)成为当时有名的富庶之区,茶叶生产得到了大发展。唐代陆羽《茶经》在记载茶叶产地时详细做了记述:“金州生西城、安康二县山谷”,即今安康、紫阳、石泉、岚皋沿汉江两岸山谷。“梁州生金牛、襄城(襄城疑为褒城之误——笔者)”即今宁强、南郑、汉中、留坝、勉县一带。金州、梁州同属于唐代全国8大茶区之一的山南茶区范围。唐代苏恭等撰(7世纪50年代)《唐本草》载:“今呼早采者为茶,晚取者为茗,一名荈(chuǎn,茶的老叶,即粗茶。),蜀人名之苦木荼,生山南汉中山谷。”安康地区各县已挖掘发现了隋唐及宋代茶具,如安康县出土的隋代瓷水注;平利县西河乡出土的唐代青瓷茶水注;旬阳县1981年在棕溪出土的黑釉滴茶盏,是宋代斗茶用具。这些出土文物是古金州茶事活跃的佐证。当时全国有13个省、42个州郡产茶,陕南茶叶已有较大名声。“金州汉阴郡土贡麸金、茶牙、椒、乾漆”,“兴元府汉中郡土贡谷、红枣……柑、枇杷、茶”。金州、梁州茶叶均已作为贡品(《新唐书、地理志》)。据民间传说,历代贡茶生产遍及陕南大巴山各地,如紫阳宦姑滩(今焕古乡)、桂花庄(今和平乡)的“紫邑宦镇毛尖”,镇巴县的雌鸡岭茶,南郑县的干龙洞茶,岚皋的龙安寨茶,平利的三里垭茶等。

唐代“山南茶”已进入长安市场,西安“清盛魁”茶行保存有唐代在长安经营茶叶的账册,记有秦琼、尉迟敬德买“山南茶”的账务。历史上中外闻名的“丝绸之路”,甘、宁、青一带紫阳茶销区的商界人士也称为“丝茶之路”。可能有相当数量的茶叶,随丝绸等土特产品输出国外。1987年5月,我国考古科学工作者打开了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地宫,发现与佛教稀世圣宝“佛骨”存放一起的大量唐代文物中,有一套鎏金茶具,茶碾子、玻璃茶碗、茶托,其琉璃器具可与西亚(波斯,今伊朗)传入我国的玻璃器皿相媲美,足以证明唐代中西茶叶文化、饮茶习俗交流的广度和深度。

唐代全国茶叶产量80万担~100万担,而当时人口仅五千万左右,从消费量估计,有不少茶叶是通过丝绸之路销往国外的。

宋代,中国西部地区饮茶更为普遍“夫茶之为民用,等于米盐,不可一日以无”(王安石《临川集》卷七十《议茶法》)。产茶遍及秦岭以南各地,而尤以包括陕南的成都府路和利州路十一州为多,“岁产茶2102万斤。”(周靖民《宋代的茶叶产区》),占全国茶叶的30%。陕南设有西县(今勉县)、城固二茶场。洋州(今洋县、西乡等地)金州“人户以种茶为生”(苏辙《栾城集》)。熙宁七年(1074年),北宋在川陕地榷茶,实行茶马法,在川陕产茶州县设置蜀地买茶场41处,京西路金州买茶场6处,陕西买茶场332处(《宋史》卷一八四)。榷茶的目的在于低价收买民茶,高价出售,以茶易马,既增加国家财政收人,又解决了所需的战马,是维护宋王朝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利益的重大决策,但严重损害了茶农利益。元符三年(1100年)五月十一日,利州路兴元府南郑县丞李新冒死写下了《上皇帝万言书》(傅筑夫《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》第三卷)。书中写道,茶农“摘山以为茶,民之朝暮不可缺也”,“民赖以衣食,得之则生,弗(不)得则死”。宋时,种茶户专置户籍,称“园户”,《万言书》真实地记载了陕南“园户”因私贩茶叶而触犯刑律的案件10倍(于)其他刑事案件,“园户”一旦下狱,“五木巨械,钳首贯足考(拷)一逮十,考十连百,囹圄无虚”,而每当“茶使”经过,“园户”则聚众族诽,思脔其肉唾其脐,呼天诅沮,操矛而逐之。《万言书》认为,榷茶政策是“虐民之火者一事”,为“水火之政”,应立即废止。可见,至宋代,茶叶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,而茶业则已成为陕南人民谋生的重要产业。

明代——汉中茶时期

明代,陕西成为汉川茶易马的全国茶马贸易中心。褒城建立了全国最早的茶厂(《明会典》)。《明史》所载之《茶法》约4500字,其中90%以上文字记载汉中及四川茶马贸易的史实,仅在末尾一段提到其余产地及贡茶名。明太祖洪武四年(公元1371年)户部言:“陕西汉中、金州、石泉、汉阴、平利、西乡诸县,茶园45顷,茶86万株,四川巴茶350户,茶238万株。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,无主茶园,令军士薅采,十取其八,以易番马。”朱元璋为巩固边防,特别重视茶马之事,“用茶易马,固番人心,且以强中国。尝谓户部尚书郁新用汉中茶300万斤,可得马3万匹。四川松、茂茶如之。贩鬻之禁,不可不严”(《明史》、《食货》、《茶法》)。当时“以茶易马,唯汉中,保宁”,“以汉茶为主,湖茶佐之”,“如汉引不足,则补以湖引”。汉中茶易马的史实说明,当时陕南的茶叶生产规模已十分可观,而最高纪录出现在陕西灾震(公元1557午)之前“正额茶易马外,多开中以佐公家,有至五百万斤者”。

汉中茶产于汉中以东各县,据《西乡县志》载:“汉中之茶产于西乡”。“西乡茶地唯三里耳,三里去县又百里,经于豺狼虎寇之窟,比以加赋,其民昼夜治茶不休,男废耕,女废织”,但得利并不多,相反,由于茶税苛重,“然税重多扰,民不聊生,利不胜害也”(《西乡县志》)。古金牛茶区的宁强等地拔茶植桑,《宁强县志》艺文中载有扬名飏的《劝桑行》诗篇“拔茶只因桑无税,户外催课人不扰”。到20世纪50年代,宁强县仅留下青木川、玉泉坝两处不到10亩茶园了。明王朝的禁山政策,遭到了襄阳流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,从而被迫取消了对豫、陕、川、湖广4省交界的禁山政策,推动了山区经济的发展。

明成化十二年(1476年),陕西按察使司佥事唐希文在呈文中写道:“成化年间以来,各省逃移人民,聚集栽植,茶株数多……新开茶园,日新月异,漫无稽考”,“连山接陇”,“汉中府金州,西乡,石泉,汉阴三县,俱系产茶地方。如汉阴一县,原设在廓、新安二里,后因招抚流民,增添九里,近因大造黄册,又添一里,今以十里为民,止(只)纳二里之课,况自招抚以后,其延安、庆阳、西安等府人民,流移至彼,不可胜纪,见今开垦日繁,栽种日盛,其沿江一带茶园多不起课”(杨一清《茶马疏》)。从而推动了陕南山区经济发展,茶园面积迅速扩大至沿江一带,即汉阴至紫阳汉江两岸。

弘治十八年(1505年),杨一清在《茶马疏》中对金州、西乡、石泉、汉阴县的茶叶的生产和销售状况有如下记载:“访得前项州县,所产茶斤,不假种植,随田而出,荒山茂林,耕治燔灼之余,茶从而萌蘖焉。民获其利,一家茶园有三五日程历不遍者。有百余户所佃茶园,止(只)帮一户茶课,其余少者亦有盈余。较之农夫,终岁勤动而恐不瞻,又称贷以输入官者,难易不同,故汉中一府,岁课不及三万(斤)而商贩私鬻者百余万(斤)以为常。递年所出茶斤百数十万。官课岁用不过十分之一二,其余俱为商贩私鬻之资。”这是明朝中叶汉中茶区茶叶生产规模不断向东扩展,茶叶商品“商贩私鬻”扩大的历史记录。另据明万历《陕西通志》(卷八)载明正德七年(1512年)以后,金州,汉阴,紫阳,石泉一州4县在官府注册的“茶户”为2000余户。

明代,随着茶区沿江扩展,金州茶的地位也随之提高,被文人所爱好,明代文学家王九思在《金州周守惠茶赋谢》诗中写道:“老去难胜酒,闲来独倚楼,使君题玉版,仙茗自金州。春泛山泉色,香分汉水头。枯肠从此润,短咏若为酬。”

清后——紫阳茶时期

紫阳与四川省万源县、城口县紧邻,古代即有任河栈道与四川相通,茶叶大都集散于西乡、汉中,运销甘肃、宁夏、青海等省。因建制较迟(明正德五年,即公元1510年建立紫阳县),出名更晚。民国《西乡县志》载:“至清代,陕南唯紫阳茶有名”。

紫阳茶的发展与明清时代的茶马贸易密切相关。当时,外地商人在紫阳“买茶装篦,邑民利之”(康熙《紫阳县志》物产)。顺治末年,因茶法衰落,紫阳也于1661年“奉文撤去执引商人所立之茶店”,加之严禁茶叶私人贸易,以致康熙中(1662~1722年)紫阳县令沈麟叹“何用此土产为?”。“光绪间价尤低廉,多有毁去茶树者”(民国《紫阳县志》)。直至民国年间“茶价稍昂,植者渐广”(民国《紫阳县志》)。抗战期间,湘皖茶区相继沦陷,交通阻塞,南方茶叶无法运销西北,唯紫阳茶不但未受战争影响而停滞,销路反而更加扩大,不仅销往西北各省重要城镇,向系皖湘茶叶销场之西安、鄂北、豫晋南亦有紫阳茶销售,大有供不应求之势。

“紫阳茶产于陕西南部诸县,如紫阳、安康、石泉、西乡、汉中、镇巴等县……四川东北之万源,城口产茶亦丰,越大巴山脉即为陕南,故亦以紫阳茶名之”。1952年中国茶叶公司将紫阳茶产区范围划定为陕西的紫阳、镇巴、东乡(今四川省宣汉县——笔者注)、西乡、安康、岚皋,四川的万源、城口。紫阳茶区是带有古巴蜀茶的历史痕迹的老茶区,它跨越川、陕两省,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,人们习惯上将紫阳茶区分为前园、中园、后园三个区域,紫阳县南界以北为前园,川陕交界处为中园,城口中部至万源为后园。

传统的紫阳茶是晒青茶,是古代晒茶演变而来的古老制茶技术制成的绿茶,由于风格独特,现在是农牧渔业部汇集的全国44种名茶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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