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在公元前59年，四川成都人王褒写的《僮约》中已有“武阳（今四川省彭山县和井研县）买茶”和“烹茶尽具”的记载。说明与陕南接壤的四川当时已经形成茶叶贸易初级市场。南北朝时期，由于战乱，大批流民涌入大巴山区，从公元5世纪末隋朝建立起，到公元11世纪金大举南犯的600余年间，今陕西汉水流域是比较安定的，从而促进了大巴山区的开发，使唐代的金州（今安康）、梁州（今汉中）成为当时有名的富庶之区，茶叶生产得到了大发展。唐代陆羽《茶经》在记载茶叶产地时详细做了记述：“金州生西城、安康二县山谷”，即今安康、紫阳、石泉、岚皋沿汉江两岸山谷。“梁州生金牛、襄城（襄城疑为褒城之误——笔者）”即今宁强、南郑、汉中、留坝、勉县一带。金州、梁州同属于唐代全国8大茶区之一的山南茶区范围。唐代苏恭等撰（7世纪50年代）《唐本草》载：“今呼早采者为茶，晚取者为茗，一名荈（chuǎn，茶的老叶，即粗茶。），蜀人名之苦木荼，生山南汉中山谷。”安康地区各县已挖掘发现了隋唐及宋代茶具，如安康县出土的隋代瓷水注；平利县西河乡出土的唐代青瓷茶水注；旬阳县1981年在棕溪出土的黑釉滴茶盏，是宋代斗茶用具。这些出土文物是古金州茶事活跃的佐证。当时全国有13个省、42个州郡产茶，陕南茶叶已有较大名声。“金州汉阴郡土贡麸金、茶牙、椒、乾漆”，“兴元府汉中郡土贡谷、红枣……柑、枇杷、茶”。金州、梁州茶叶均已作为贡品（《新唐书、地理志》）。据民间传说，历代贡茶生产遍及陕南大巴山各地，如紫阳宦姑滩（今焕古乡）、桂花庄（今和平乡）的“紫邑宦镇毛尖”，镇巴县的雌鸡岭茶，南郑县的干龙洞茶，岚皋的龙安寨茶，平利的三里垭茶等。
唐代“山南茶”已进入长安市场，西安“清盛魁”茶行保存有唐代在长安经营茶叶的账册，记有秦琼、尉迟敬德买“山南茶”的账务。历史上中外闻名的“丝绸之路”，甘、宁、青一带紫阳茶销区的商界人士也称为“丝茶之路”。可能有相当数量的茶叶，随丝绸等土特产品输出国外。1987年5月，我国考古科学工作者打开了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地宫，发现与佛教稀世圣宝“佛骨”存放一起的大量唐代文物中，有一套鎏金茶具，茶碾子、玻璃茶碗、茶托，其琉璃器具可与西亚（波斯，今伊朗）传入我国的玻璃器皿相媲美，足以证明唐代中西茶叶文化、饮茶习俗交流的广度和深度。
唐代全国茶叶产量80万担~100万担，而当时人口仅五千万左右，从消费量估计，有不少茶叶是通过丝绸之路销往国外的。
宋代，中国西部地区饮茶更为普遍“夫茶之为民用，等于米盐，不可一日以无”（王安石《临川集》卷七十《议茶法》）。产茶遍及秦岭以南各地，而尤以包括陕南的成都府路和利州路十一州为多，“岁产茶2102万斤。”（周靖民《宋代的茶叶产区》），占全国茶叶的30%。陕南设有西县（今勉县）、城固二茶场。洋州（今洋县、西乡等地）金州“人户以种茶为生”（苏辙《栾城集》）。熙宁七年（1074年），北宋在川陕地榷茶，实行茶马法，在川陕产茶州县设置蜀地买茶场41处，京西路金州买茶场6处，陕西买茶场332处（《宋史》卷一八四）。榷茶的目的在于低价收买民茶，高价出售，以茶易马，既增加国家财政收人，又解决了所需的战马，是维护宋王朝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利益的重大决策，但严重损害了茶农利益。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五月十一日，利州路兴元府南郑县丞李新冒死写下了《上皇帝万言书》（傅筑夫《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》第三卷）。书中写道，茶农“摘山以为茶，民之朝暮不可缺也”，“民赖以衣食，得之则生，弗（不）得则死”。宋时，种茶户专置户籍，称“园户”，《万言书》真实地记载了陕南“园户”因私贩茶叶而触犯刑律的案件10倍（于）其他刑事案件，“园户”一旦下狱，“五木巨械，钳首贯足考（拷）一逮十，考十连百，囹圄无虚”，而每当“茶使”经过，“园户”则聚众族诽，思脔其肉唾其脐，呼天诅沮，操矛而逐之。《万言书》认为，榷茶政策是“虐民之火者一事”，为“水火之政”，应立即废止。可见，至宋代，茶叶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，而茶业则已成为陕南人民谋生的重要产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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