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代，陕西成为汉川茶易马的全国茶马贸易中心。褒城建立了全国最早的茶厂（《明会典》）。《明史》所载之《茶法》约4500字，其中90%以上文字记载汉中及四川茶马贸易的史实，仅在末尾一段提到其余产地及贡茶名。明太祖洪武四年（公元1371年）户部言：“陕西汉中、金州、石泉、汉阴、平利、西乡诸县，茶园45顷，茶86万株，四川巴茶350户，茶238万株。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，无主茶园，令军士薅采，十取其八，以易番马。”朱元璋为巩固边防，特别重视茶马之事，“用茶易马，固番人心，且以强中国。尝谓户部尚书郁新用汉中茶300万斤，可得马3万匹。四川松、茂茶如之。贩鬻之禁，不可不严”（《明史》、《食货》、《茶法》）。当时“以茶易马，唯汉中，保宁”，“以汉茶为主，湖茶佐之”，“如汉引不足，则补以湖引”。汉中茶易马的史实说明，当时陕南的茶叶生产规模已十分可观，而最高纪录出现在陕西灾震（公元1557午）之前“正额茶易马外，多开中以佐公家，有至五百万斤者”。
汉中茶产于汉中以东各县，据《西乡县志》载：“汉中之茶产于西乡”。“西乡茶地唯三里耳，三里去县又百里，经于豺狼虎寇之窟，比以加赋，其民昼夜治茶不休，男废耕，女废织”，但得利并不多，相反，由于茶税苛重，“然税重多扰，民不聊生，利不胜害也”（《西乡县志》）。古金牛茶区的宁强等地拔茶植桑，《宁强县志》艺文中载有扬名飏的《劝桑行》诗篇“拔茶只因桑无税，户外催课人不扰”。到20世纪50年代，宁强县仅留下青木川、玉泉坝两处不到10亩茶园了。明王朝的禁山政策，遭到了襄阳流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，从而被迫取消了对豫、陕、川、湖广4省交界的禁山政策，推动了山区经济的发展。
明成化十二年（1476年），陕西按察使司佥事唐希文在呈文中写道：“成化年间以来，各省逃移人民，聚集栽植，茶株数多……新开茶园，日新月异，漫无稽考”，“连山接陇”，“汉中府金州，西乡，石泉，汉阴三县，俱系产茶地方。如汉阴一县，原设在廓、新安二里，后因招抚流民，增添九里，近因大造黄册，又添一里，今以十里为民，止（只）纳二里之课，况自招抚以后，其延安、庆阳、西安等府人民，流移至彼，不可胜纪，见今开垦日繁，栽种日盛，其沿江一带茶园多不起课”（杨一清《茶马疏》）。从而推动了陕南山区经济发展，茶园面积迅速扩大至沿江一带，即汉阴至紫阳汉江两岸。
弘治十八年（1505年），杨一清在《茶马疏》中对金州、西乡、石泉、汉阴县的茶叶的生产和销售状况有如下记载：“访得前项州县，所产茶斤，不假种植，随田而出，荒山茂林，耕治燔灼之余，茶从而萌蘖焉。民获其利，一家茶园有三五日程历不遍者。有百余户所佃茶园，止（只）帮一户茶课，其余少者亦有盈余。较之农夫，终岁勤动而恐不瞻，又称贷以输入官者，难易不同，故汉中一府，岁课不及三万（斤）而商贩私鬻者百余万（斤）以为常。递年所出茶斤百数十万。官课岁用不过十分之一二，其余俱为商贩私鬻之资。”这是明朝中叶汉中茶区茶叶生产规模不断向东扩展，茶叶商品“商贩私鬻”扩大的历史记录。另据明万历《陕西通志》（卷八）载明正德七年（1512年）以后，金州，汉阴，紫阳，石泉一州4县在官府注册的“茶户”为2000余户。
明代，随着茶区沿江扩展，金州茶的地位也随之提高，被文人所爱好，明代文学家王九思在《金州周守惠茶赋谢》诗中写道：“老去难胜酒，闲来独倚楼，使君题玉版，仙茗自金州。春泛山泉色，香分汉水头。枯肠从此润，短咏若为酬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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