陕南茶在明代属于汉中茶时期

ziyangcha 2018年3月17日08:54: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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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南茶在明代属于汉中茶时期

明代,陕西成为汉川茶易马的全国茶马贸易中心。褒城建立了全国最早的茶厂(《明会典》)。《明史》所载之《茶法》约4500字,其中90%以上文字记载汉中及四川茶马贸易的史实,仅在末尾一段提到其余产地及贡茶名。明太祖洪武四年(公元1371年)户部言:“陕西汉中、金州、石泉、汉阴、平利、西乡诸县,茶园45顷,茶86万株,四川巴茶350户,茶238万株。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,无主茶园,令军士薅采,十取其八,以易番马。”朱元璋为巩固边防,特别重视茶马之事,“用茶易马,固番人心,且以强中国。尝谓户部尚书郁新用汉中茶300万斤,可得马3万匹。四川松、茂茶如之。贩鬻之禁,不可不严”(《明史》、《食货》、《茶法》)。当时“以茶易马,唯汉中,保宁”,“以汉茶为主,湖茶佐之”,“如汉引不足,则补以湖引”。汉中茶易马的史实说明,当时陕南的茶叶生产规模已十分可观,而最高纪录出现在陕西灾震(公元1557午)之前“正额茶易马外,多开中以佐公家,有至五百万斤者”。

汉中茶产于汉中以东各县,据《西乡县志》载:“汉中之茶产于西乡”。“西乡茶地唯三里耳,三里去县又百里,经于豺狼虎寇之窟,比以加赋,其民昼夜治茶不休,男废耕,女废织”,但得利并不多,相反,由于茶税苛重,“然税重多扰,民不聊生,利不胜害也”(《西乡县志》)。古金牛茶区的宁强等地拔茶植桑,《宁强县志》艺文中载有扬名飏的《劝桑行》诗篇“拔茶只因桑无税,户外催课人不扰”。到20世纪50年代,宁强县仅留下青木川、玉泉坝两处不到10亩茶园了。明王朝的禁山政策,遭到了襄阳流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,从而被迫取消了对豫、陕、川、湖广4省交界的禁山政策,推动了山区经济的发展。

明成化十二年(1476年),陕西按察使司佥事唐希文在呈文中写道:“成化年间以来,各省逃移人民,聚集栽植,茶株数多……新开茶园,日新月异,漫无稽考”,“连山接陇”,“汉中府金州,西乡,石泉,汉阴三县,俱系产茶地方。如汉阴一县,原设在廓、新安二里,后因招抚流民,增添九里,近因大造黄册,又添一里,今以十里为民,止(只)纳二里之课,况自招抚以后,其延安、庆阳、西安等府人民,流移至彼,不可胜纪,见今开垦日繁,栽种日盛,其沿江一带茶园多不起课”(杨一清《茶马疏》)。从而推动了陕南山区经济发展,茶园面积迅速扩大至沿江一带,即汉阴至紫阳汉江两岸。

弘治十八年(1505年),杨一清在《茶马疏》中对金州、西乡、石泉、汉阴县的茶叶的生产和销售状况有如下记载:“访得前项州县,所产茶斤,不假种植,随田而出,荒山茂林,耕治燔灼之余,茶从而萌蘖焉。民获其利,一家茶园有三五日程历不遍者。有百余户所佃茶园,止(只)帮一户茶课,其余少者亦有盈余。较之农夫,终岁勤动而恐不瞻,又称贷以输入官者,难易不同,故汉中一府,岁课不及三万(斤)而商贩私鬻者百余万(斤)以为常。递年所出茶斤百数十万。官课岁用不过十分之一二,其余俱为商贩私鬻之资。”这是明朝中叶汉中茶区茶叶生产规模不断向东扩展,茶叶商品“商贩私鬻”扩大的历史记录。另据明万历《陕西通志》(卷八)载明正德七年(1512年)以后,金州,汉阴,紫阳,石泉一州4县在官府注册的“茶户”为2000余户。

明代,随着茶区沿江扩展,金州茶的地位也随之提高,被文人所爱好,明代文学家王九思在《金州周守惠茶赋谢》诗中写道:“老去难胜酒,闲来独倚楼,使君题玉版,仙茗自金州。春泛山泉色,香分汉水头。枯肠从此润,短咏若为酬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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