紫阳县茶文化研究会
最近，陕西省档案馆在整理、抢救馆藏清代紫阳县正堂档案时，发现了“紫阳茶”作为朝廷“贡茶”的档案记载。
一、清代“紫阳贡茶”档案记载情况
我馆珍藏的“紫阳贡茶”档案，其内容大致如下：
清朝光绪三年(1877)正月二十六日，陕西省紫阳县知县唐清辅差遣县衙两位衙役办理茶事宜的“信票”(通知)：“为贡茶事，案奉各宪檄饬查照上届贡茶数目，严催采办，务于二月内申解。等因奉此，合行催办，为此仰役前往，协同该处乡地，照依后开各数目，传谕各茶户，遵照上例，作速采办细嫩上好茶叶，务于二月内照数送案，当堂领价，以凭申解。该役等不得藉端索延，致干重处不贷，毋违，速速。须票计开：权河春分茶十斤、白茶十四斤；盘厢河春分茶十四斤、白茶二十斤；毛坝关春分茶二十斤、白茶二十五斤；麻柳坝春分茶二十斤、白茶二十五斤。”
从以上“紫阳贡茶”档案，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：
1、紫阳县正堂此次安排严催采办“贡茶”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是按照“上届贡茶数目”安排的。连同此次催办贡茶，至少是两次采办“紫阳贡茶”了。
2、所选“贡茶”，在紫阳县境内有明确的地区划分，如：权河、盘厢河、毛坝关、麻柳坝等乡地的各茶户。
3、对茶叶的质量有特别要求，是“细嫩上好”的“春分”时节采摘的茶叶。
4、对“贡茶”的数量亦有严格的规定，春分茶共要：六十四斤；白茶共要：八十四斤。两项合计：一百四十八斤。
5、时间要求：二月内办理完毕，不得延误。
6、收购形式：“照数送案”、“当堂领价”、“以凭申解”，按照规定的数量、质量、时间等，在县衙堂上当面验收兑付。这样就算完成了朝廷下达的“贡茶”任务了。
7、对所派遣县衙衙役有严格要求，“不得藉端索延”，如有耽误，“重处不贷”。以保证此次“贡茶”任务的顺利完成。
二、“紫阳茶”的来历
紫阳县境内由于北有秦岭和凤凰山两道屏障隔西北寒流，南有任河天然水气通道输送西南暖湿气流，形成降雨充沛，气温适中，夏无酷暑，冬无严寒的气候，为茶树的生产发育提供了优良的自然条件。
紫阳茶叶生产历史悠久。自唐代始，即有“贡茶”生产，今“紫阳毛尖”的前身当为唐代金州土贡“茶牙”的传统产品(新编《紫阳县志·茶业志》247页)。《新唐书》载：“金州……土贡麸金、茶牙……”，将茶叶列为仅次于金的第二位贡品。唐代的“茶马互市”和宋代、明代的“茶马法”，为紫阳茶开辟了广阔的西北市场。明末，由于战乱和灾荒，紫阳人口锐减，茶叶生产随之衰落。清代康熙年闻所修《紫阳县新志·物产》记载：“兵荒之后，比屋逃亡，林木遮蔽，鹿豕剥食，紫阳之茶日见其濯濯矣。”清代乾隆以后，湖、广、川、湘一带破产农民大量涌入紫阳。他们占据山林，垦荒种粮，同时恢复了茶叶生产。据民国时期所修《西乡县志》称：“至清代，陕南唯紫阳茶有名。”后因左宗棠西征，湖南茶大量涌入西北，紫阳茶受到排挤，渐见萎缩。民国时期所修《紫阳县志·地理志》在记述清末民初本县茶叶生产状况时写道：“茶麻以西南区及蒿坪河一隅为最多，茶之原质、色香味较他处所产俱胜。谷雨前毛尖尤称上品，唯制法不精，行销地向复加以限制。”，“光绪间价尤低廉，多有毁去茶树者。近年(按：1925年前)茶价稍昂，植者渐广。”
“紫阳茶”，是一个茶区的概念，广义包括：陕南、川北、鄂西一带。狭义包括：陕西的紫阳、岚皋、西乡、镇巴、安康、石泉、汉阴、平利等县。唐代，“紫阳茶区”属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(道是当时的行政区划)管辖。长安的人们俗称秦岭为南山，秦岭以南所产之茶叫“山南茶”。后来，因“紫阳茶区”适在汉水流域中间地带。亦称“汉茶”。明代正德七年(1512)设立紫阳县，才正式出现“紫阳茶区”的概念。按民国以来的传统习惯，中国茶叶公司1952年将紫阳及其邻县所产之茶均列为“紫阳茶”。“产区范围包括陕西的紫阳、镇巴、东乡(属四川省辖，即今直汉县)、西乡、安康、岚皋、四川的万源、城口。”(中国茶叶公司《关于茶叶产区划分原则及区域范围说明意见》)。
三、清代“紫阳贡茶”档案发现的意义
1、民国时期所修《紫阳县志》和1989年10月版的《紫阳县志》，都没有记述在清代光绪年间“紫阳茶”曾作为“贡茶”的史实。这充分说明当时县志编写人员未能看到此份珍贵的“紫阳贡茶”档案。省馆“紫阳贡茶”档案的发现，证实“紫阳茶”在清代曾作为“贡茶”的历史，为进一步研究“紫阳茶”的发展史提供了不可多得、真实可靠的史料。
2、“紫阳贡茶”档案的发现，对提高“紫阳茶”的品牌效应、知名度有重大的意义。档案资料告诉我们：“紫阳茶”不仅在唐代曾作为“贡茶”，唐代以后的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“紫阳茶”的生产、交易等，到了清代又一次作为朝廷的贡茶。“紫阳贡茶”档案的发现，有极大的商业意义，定会带来一定的经挤效益。
3、“紫阳贡茶”档案的发现，再一次证明了档案的历史凭证作用。如果没有档案的历史凭证作用，就写不全、写不准、写不好历史，甚至会遗漏历史上某一重大事件，充分显示了档案和档案工作的重要性。
(作者单位：陕西省档案局)
(发表于《陕西史志》杂志2003年第三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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